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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为基地班学生授课

作者:王晨辉等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8-12-19  浏览次数: 220

本网站(王晨辉,刘思兰/文图)2018年12月18日上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院/中国农村研究院115号“政治学 - 中农论坛”在大厦礼堂举行第9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祥林教授做了题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地方公共治理”的演讲。邓大才教授,陈俊亚教授等基础研究员和博士生。 2017年和2018年的学生参加了讲座。讲座由刘金海教授主持。

徐祥林教授说,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三个基本学科。根据David Easton的说法,政治是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可以提供更好的秩序安排。因此,政治科学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他进一步指出,在维护基本政治制度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重大飞跃,保持政治社会的基本稳定,是中国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从历史转型危机的角度提出,国家治理应包括三个基本目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他认为,国家治理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环境而不是国家中不断追求的过程。与此同时,他利用太极的形象,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展示了国家与社会的平衡。他指出,国家的范围包括四个方面: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整体利益,公共权力和行政管理。社会范围包括经济发展,经济体制,社会生活和人民生活保障。因此,国家和社会每个类别都有自己的关注点和相互影响。两者都可能有张力或融合。国家和社会相互包容,相得益彰,相得益彰,享有和平与安全。为此,国家治理成功的关键在于系统能否适应社会发展,即系统的灵活性,响应性和适应性。

随后,他提出国家治理必须在核心价值体系,权威决策体系,行政执行体系,政治互动机制,经济发展体系和人民生活保障体系六个方面确保其能力与治理要素之间的平衡。他还指出,现代国家政府有政治,行政,社会和道德责任。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中最重要的部分。

最后,徐祥林教授还提到地方治理存在官僚主义问题。与官僚制相对应的国家职能,国家制度,国家机构等是历史社会发展的产物,而现代国家职能和国家制度则建立在传统社会建立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惯性,使社会无法实现有效发展。徐祥林教授还详细阐述了浙江省和浦江县的地方治理过程。

交互式会议结束后,刘金海教授总结了讲座的内容。他认为,从讲座中我们了解到中国官僚具有地方政治属性,国家赋予地方政府相对自治权,以及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动性。中国的政治制度源于革命动员制度,使地方政府能够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做出政治决策。虽然中国的官僚体制有其自身的弊端,但它也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自主权。发展中的中国具有现代国家所没有的特征,如多层次。国家社会关系机制,特别是互动机制,社会反馈应对机制,动员治理和纠错机制。

此外,徐祥林教授于当天下午在陈俊亚教授的陪同下参观了医院。在学院基地建设和发展走廊的二楼,依托电子展板,讲师详细介绍了中农园建立“地球,理论和农业”的目的和大学的特色。 “大调查,大数据,大服务和大平台”。在数据库展示中心,徐教授观看了中国农村发展智库平台的现场演示操作,直观地了解了智库平台五个子系统的运行过程。在数据室,徐教授翻阅了一系列出版物,如《中国农村咨政报告》《最后的农民》《消逝的村庄》,高度赞扬了照片中记录的村庄和农民的历史场景,然后在档案室中查看了它们。吉林省北部。村档案所代表的众多原创资料。访问结束后,徐祥林教授来到311会议室与基地研究人员和博士生进行了讨论。

在研讨会上,徐祥林教授提到了如何学习的两点。一个是学习和阅读一本好书。另一个是具有观察能力和敏锐的问题感。关于如何学习政治学,他强调好奇心的重要性,理论方法论的重要性,理论与数据的结合,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释。他还提出要面对中国的现实,面对中国当地经验的事实,并有当地的人文关怀。不要过于迷信西方的学术概念。根据中国的数据和资料,我们可以真正了解中国的农村发展。基层发展需要什么?在方法论方面,徐祥林教授提到了三点。首先,我们应该从方法论上学习西方。他们有长期积累。其次,我们应该有能力认识和辩证地看待各种学者的观点。第三,应该进行研究。多方面的论证,与事实对话。

讨论由陈俊亚教授主持。她在摘要中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小事做起;第二是要有自信心;第三是在研究过程中建立本地概念,从地方问题出发,从地方人文关怀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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